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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人士对当前中国教育的看法  

2013-01-27 09:51: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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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洪所长首先做了开幕致辞。他特别强调了教育公平问题并主张人均教育资源应当平等,但目前这方面的资源分配让我们很失望。他用贪婪的手来比喻现实中教育资源 分配的不公正。这种制度已然形成了一种文化。特别是近日有些北京家长围攻张千帆教授。认为异地高考对北京的生源是一种压力。更加揭示出了行政资源配置的不 合理现象。当然这也是我们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随后,做为天则所《教育行政部门配置资源效率与公正研究》课题的主笔刘业进教授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做了演 讲,他从宏微观角度,用大量数据说明了城乡教育的差距以及打压高考移民是否合理的问题,强拆和关闭民工子弟学校,打击私塾,关闭民办学校及农村撤点并校的 问题。他指出行政配置教育资源要扩展它的行政基础,城市化与农村化应该是自由流动而不是人为推动。最后给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一国教育资源要想实现公平而 有效的配置,1、需要各级各类学校办学实现完全的准入自由。2、行政部门配置教育资源需要扩展其决策赖以作出的信息基础,充分重视本地习俗传统、家长和学生意见、基层教师意见。3、打破、缩小和最终取消教育的城乡二元治理。4、同等对待公办与民办教育机构,减少直至取消对各类民办教育机构的歧视性规定。5、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是促使教育资源配置趋向均衡数量和适宜结构的两种机制,前者需要扩大准入,后者需要运转起来和加强灵敏性。
 
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所长演 讲的题目是《视野与计算》——教育为什么重要?他提出人为什么视野有限是因为人的理性有限。每个人的注意容量都是有限的,并发出“经济人为什么做最终有损 于自己的事情呢?”的疑问,同时给出解释:“人们一般是按游戏为单位思考问题和作出判断的。一个人在采取行动时,他直接面对的是最小单位的游戏,因为它最 贴近,最直观。”还谈到儒家人士在说服别人时,也经常采取让人放长眼光的策略。如在《孝经》中,多处用“长守贵也”,“长守富也”,“守其宗庙”,和“守 其祭祀”的理由来说服诸侯、卿大夫和士等各等级的人士遵从道德原则。这些理由就是放长和放宽视野所能看到的好处。最后,对于“教育为什么重要”盛老师给出 了结论,即“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个人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可以只依赖当地当下信息决策,但有些时候,他要有超越的视野。因为他总会碰到市场价格 无法传达他的决策所需的远方信息的情况。如他碰到环境问题,选举的场合,与他人的纠纷,以及触犯刑律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教育或修身没能使他达到在这些问题 上具有较长较宽视野的时候,他的视野本能就会使他忽略小游戏之外的大游戏,从而铸成如药家鑫那样的错误。当一个人进入到一个小游戏中,他或她就倾向于只在 这个游戏的框架内思考问题。这样,他的视野就受到了限制,看不到小游戏之外的成本和收益。这就会导致计算错误。”

茅 于轼先生做开幕演讲,他强调了教育的两个特点:正外部性及公平性。他说,教育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产业,它的目标不应当是党化教育,即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 才,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应当是满足个人求知和发展的需要;并且由于它的外部性和公平性,因而具有社会性。因此,民办学校应该具有与公办学校同样的融资权 利,享受同样的政府拨款。同时,他也介绍了印度推广义务教育民办化的经验,即政府利用教育券的办法支持民办学校办学。
 
致辞结束后,天则经济研究 所盛洪所长首先做了关于“中国现有教育体制的不公平性”的主题发言。他从空间布局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现有大学分布的严重不合理性,即资源配置是按行政中心的 级别来配置的,而并非按人口配置。而这种配置资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口追逐教育资源而流动。此外,他还对自主招生,高考移民,强拆农民工子弟学校及高考的保 送加分等制度进行了批驳。对于教育体制改革,盛洪教授建议,首先应废除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教育制度,让市场作为配置教育资源的主体,撤销教育部。其次是承 认公民的天赋教育权。第三是鼓励民办教学,当然我们对民办教育也要有适当的管制,包括维护学校间的公平竞争等。总之,我们应从长远来安排有关教育的宪政改 革。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 院的程方平先生就“中国民办教育的改革与希望,兼谈投融资问题”做了主题发言。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解,第一,他强调了中国教育改革是需要民办教育的,缺 少了民办教育的中国教育是存在问题的。第二,现代教育改革的许多新理念,新尝试是在民办教育当中先行的,民办教育在改革中承担着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积极探 索的风险,因为民办教育从自身而言,具有创新探索的动力和潜质。第三,在法律方面,程教授强调,虽然在2000年 以后通过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但是很多规定基本上是很原则的,特别是民办学校非常关注的产权问题,投融资问题,教师问题等等还很难得到具体的解决。尽管 存在如此多的问题与困难,但程教授仍旧认为,民办教育还是充满希望的。但只有让决策者意识到风险,责任,危机与问题,才能为民办教育发展提供更好的观念, 舆论的支持,提供更好的政策保障。
 
来自中央教科所的蒋国华教授专门就教育领域当前的融资现状做了描述。他指出,迄今为止全国民办教育机构引进风险投资总额超过10亿美元。很多教育培训机构纷纷向风投基金融资,或赴海外上市。最后他还风趣的说,历史一定会证明投资教育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一项朝阳产业。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曾晓东教授也在她的主题演讲中提到:根据中资教育研究所统计资料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正好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国内共有28家教育机构获得了近5.23亿美元的海外融资,留学培训、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为受资本青睐的细分市场。她强调现在最大的一个急需呼吁问题,是如何制止政府滥权,制止公办教育机构无限扩张的冲动。
 
下午的演讲由天则经济研究 所高岩副所长主持,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研究员冯兴元就教育产品的性质及其提供的再组织进行了演讲。他指出我国教育的现状首先是缺乏教育自治,此 外,学校的顺民教育很明显,教育产品的平均化、单一化、趋同化和行政垄断化很明显。义务教育强调政府提供,是歧视民办教育。当政府对义务教育,对公立学校 提供大量补贴的时候很多的私利学校大量破产。此外,民办教育强调民办非盈利,要求民办非盈利,但是不能搞民办营利的学校,这也是不对的。教育界现在也缺乏 由下而上建立的行业组织,由于没有行业组织也难以对教育产品的质量标准有所监督。
 
来自民办教育界的巨人教育集团总裁雷俊峰先生将自己办学的真实现状呈现给大家,并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及对国外教育状况的真切体会向大家剖白。他强调虽然尚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中国人应对我们自己的教育充满自信。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阎凤桥院长的演讲主题是“民办教育在农村城市化进程教育供给中所扮演的角色:基于华东某市的调研”。他讲了微观制度问题,如“就近入学”,工业化、城市化与教育的关系。讨论了劳动力转移对于学龄儿童产生两种影响:(1)随父母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在城市中接受教育;(2)不随父母迁徙,在农村学校接受教育。并用一组数据说明,2010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达到1,167.17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51万人,它们合计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22.59%的比例,其中随迁子女占7.67%,留守儿童占14.92%。并进行了政策讨论:一、政府对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应该设立相同或不同的办学标准?在 现阶段,要为有利于促进城市化进程的民办学校留下一块“飞地”,逐步实现民办教育从低标准向高标准的过渡和升级。二、如何处理民办教育中公益性与营利性之 间的关系?(股份制是许多民办学校的所有制形式)。并强调政府应考虑农村民办教育的特殊性,减少对于农村民办教育自治性不必要的干扰。三、民办学校的办学 优势何在?以及能否继续保持这种办学优势?民办学校留存下来的相对优势,仅在于内部相对有效的管理制度。城市化目标还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借 助民办力量来解决教育供给不足问题以及民办效率相对优势借鉴,具有长远意义。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员卢珂演 讲的主题是:“关于区县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与评价体系的思考”。她强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战略实际上是要打破目前学校间差距过大的稳定状态,进入一 个我们期望的学校间差距较小的新的稳定状态。她从另外一个角度强调了政府的有限责任,即:“政府有责任制定对所有学生与所有学校都平等的资源分配规则;政 府有责任缩小区域内学校间义务教育资源投入水平的差异;政府有责任为社会各方提供系统全面的学校质量信息;但政府不能对义务教育质量均衡发展负有无限责 任;制定规则与提供激励才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王寰 安副教授的演讲主题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模式与成效—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比较分析”。他说:“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起点、背景、目 标、内容、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一致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主要原因在于:1、传统体制的低效率弱化了政府的体制垄断意向。2、改革开放和信息传播降低了信息费用。3、在政府主导下的分层次和渐进式改革减少了改革阻力。4、地方分权和竞争。此外,他还强调:“1、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成效不足,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即,高等教育缺少显性的经济收益,使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面临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的初始条件;中央政府对地方放权不够,使地方缺乏参与高等教育竞争的机会和制度创新空间;2、未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强化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将高等教育综合办学权能尤其是学校设置权、学位授予权、专业设置权等全面下放给地方统筹。
 
21世纪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先生的演讲主题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评价与反思”。他用了大量的表格与数据说明了:“我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基本情况,即由分散办学向集中办学的转变、巨大规模的农村学校撤并、公布了全国小学撤并系数,2011 年,全国小学生数减少14.34万人,减幅为0.14%;但校数减1.62 万所,减幅为5.96%。撤并系数达41.57。 显示在农村小学生数的减幅基本停滞后,学校撤并仍然以巨大的惯性在快速推进,严重背离了农村学校撤并的初衷。其次,他谈到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政策过 程,并强调效率优先成为主导价值”杨院长用大量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说明了农村撤点并校后出现的种种严重情况。最后得出了对撤点并校政策的基本结论。即:1、政府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受到损害;2、在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平原地区,撤点并校的正面效用比较明显,负面影响相对较小。3、自然环境、经济发展较差的边疆地区、西部偏远农村和山区,学校撤并幅度最大,也是流失辍学、上学远、安全隐患等问题最为突出的。受这一政策不利影响的,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弱势人群。4、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大多数地区教育的城乡差距和学校差距仍然在拉大。5、寄宿制学校条件差、大班额、巨型学校等问题,在中西部大多数农村地区普遍存在。6、 大规模撤点并校对新农村建设、乡村文明的负面影响极为深远,几乎遍及所有农村地区。他最后强调:“只有农村的稳定,农民的稳定,才有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 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基础在农村,关键是农村。需要超越单一的经济主义话语,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发展主义和城市化经验,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与西方不同 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村教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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