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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与吉安的故事  

2014-03-05 00:30: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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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阳明与乡治

王守仁(1472 -1528),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明代名臣大儒。萧公权先生说“阳明之论治术似少新意。其最可注意者,为近于近世地方自治制度之乡约、社学、保甲诸 法。盖远袭前人遗意,近依洪武故事,变通改进而成者。社学、保甲,可置不论。其南赣乡约则为明代乡约之肇始,内容详密,为后人所称道。”他以封疆大吏的身 份在辖区直接推行,与吕氏兄弟在本乡行乡约相比,影响程度和范围自然不同,与朱子的文字之功也不可同日而语。

他39岁时曾任江西吉安庐陵县知县七个月,“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稽国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

45岁时升任都察院御使,巡抚江西南赣福建汀漳等地,次年改为提督。江西安南赣州地方当时各省交界地区,地势险要,盗贼不时发生,地方受祸。王阳明的任务是剿灭盗贼,安抚地方。可谓封疆大吏,对军马钱粮可以便宜行事,对文武官员可以军法从事,对盗贼可以生杀予夺。

他在文武两方面双管齐下。文的是推行十家牌法。令每天各家轮流按门清查,使盗贼难以藏 匿。“其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坐。仍谕父老子弟,务 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易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 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武的方面,如选民兵和立兵符。他让各省在每县召募骁勇十人左右,从中挑选出众者为将领。 从各县原额内留三分之二可用的,让该县贤能的官统练,专以守城防隘为事。另外三分之一疲弱的退役。这样使各县屯戍的民兵平时可以守护,有战可以应急。再就 是立兵符。他说“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将调集各兵设定编制,分设首领,为各级制兵符。“每五人给一牌,备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 使之联络习熟,谓之伍符。每队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总甲,一藏本院,谓之队符。每哨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哨长,一藏本院,谓之哨符。每营各置两 牌,编立字号,一付营官,一藏本院,谓之营符。凡遇征调,发符比号而行,以防奸伪。其诸辑养训练之方,旗鼓进退之节,务济实用行之。”

正德十三年,王阳明47岁。这一年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他提出兴办社学,并颁布《南赣乡 约》,作为地方长久之计。阳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教养之过和官治不善,都是造成民乱的原因。盗贼可以暂时平息,若不从根本上移风易俗,难 免又会出乱子。“以为民虽格面,不知格心,乃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用乡约的办法,使百姓“以相警戒联属,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务合尔邻里, 齐尔姻族,德义相劝,过失相规,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另外,“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希望逐渐养成人民礼让的风气。“今教童子者,当以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培植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行乡约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所谓前无古人的发明创造。此前,王阳明和门人在研讨朱 子。“七月.刻古本《大学》。先生出入贼垒,未暇宁居,门人……皆讲聚不散。至是回军休士,始得专意于朋友,日与发明《大学》本旨,指示人道之方”,王阳 明觉得,朱熹的思想晚年才确定,而世传的《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后来十月行乡约,很可能是这时刊 刻朱子书籍时受到的启发。

嘉靖五年,王阳明55岁,兼任两广巡抚期间,提倡办学、乡约、礼教。门人邹守益建复古书 院,召集生徒,并刻谕俗礼要,以讽民俗。王阳明回信称赞说,“古之礼,存于世者,老师宿儒,当年不能穷其说。世之人,苦其烦且难,遂皆废置而不行。故今之 为人上,而欲导民于礼者,非详且备之为难,惟简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为贵耳……徒以末世废礼之极,聊为之兆,以兴起之。故特为此简易之说,欲使之易知易从 焉耳。冠婚丧祭之外,附以乡约,其于民俗,亦甚有补。”

嘉靖七年,王阳明57岁,在广西感化了“思田叛乱”的一些首领,他们率领17000多人 投降。同年十一月去世。平乱之后,王阳明认为治理少数民族地区首先宜设学校。考虑到当地常年变乱,百姓穷苦,他让地方官对愿意入学者不提经济上的要求,都 要委派教官施教,兴起孝弟之风,“或倡行乡约,随事开引,渐为之兆”。先后兴建思田学校、南宁学校。他还强调礼教对于治理少数民族的重要性。曾发牌谕说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冠婚丧祭,固宜家喻户晓者。今皆废而不讲,欲求风俗之美其可得乎?况兹边方远郡,土夷错杂,顽梗成风。有司徒具刑驱势迫,是谓以火 济火,何益于治?若教之以礼,庶几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矣。”

可见,乡约、学校、保甲、礼教这些办法,王阳明都用过。不像吕氏兄弟那样用在从容不迫的乡里日常生活,而是在战事频仍、动乱不定的时机和地方。

2.《南赣乡约》的特点

王阳明认为家庭宗族乡里的风俗环境,对人们的道德和行为影响很大。“暴民”多为弃宗族、 畔乡里者。为了造成一个劝善勉恶的环境,“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 相恤。善相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这个乡约,原则是诱掖奖劝,奉行忠厚之道,注重实际效果。具体办法是先隐后显,先礼后 兵。“彰善者,其辞显而决;纠过者,其辞隐而婉”。“勿纠使无所容,或激而遂其恶”。“约长、(约)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 兴其善念,姑使书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戮力协谋官府,请兵 灭之。”

集会程序上更加精细了,与会者说什么、做什么规定的更加具体。与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比较,简化了礼仪,增加了约众的参与,以及组织者和约众的相互呼应,会场气氛比较生动。

省略了朱子的长幼尊卑分班行礼,只保留交拜、少者为长者酌酒二礼。强调戒谕、读约、彰 善、纠过、申戒、宣言的仪式,虽然近于机械,也有相当的作用。戒谕和宣言像是一种誓词,让大家表明从善的决心。用“神明诛殛”之语,也许符合当时人们敬畏 神明的心理。“吕氏乡约完全是士人阶层的口吻,应用士人阶层的心理。虽然在理论上比南赣乡约高出一层,而在群众里面的实用,也许南赣乡约又要高出一层”。

乡约的领导人数大幅度增加,南赣乡约则增加到17个人,约长代替原来的约正成为首要人员,下设约副、约正、约赞、约史、知约等各若干人。

南赣乡约是一个强迫的组织,覆盖全乡村。政府要求人们必须加入。规定如果不参加集会罚银一两,惩罚十分严厉。

乡约组织担负的职能大幅度的增加了,变成了一个准官方的机构。所以成了官办自治,和以往 吕氏乡约的纯粹民间组织不同。在南赣乡约中他们的责任很大,要管的事几乎是无所不包,几乎变成了政府的基层差役。“乡约本来是一个道德感化的制度,参加许 多的官样文章,一个道德感化的领袖担任许多差遣杂事”。

乡约负责的事项分几方面:

(1)约中互相帮助。明确了约长、约正等必须对此负责,“通约之人,凡有威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人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

(2)协助官府。约长等劝令同约完成纳粮的任务,劝助投招新民改过自新、恪守本分,以及劝戒同约维护地方安定。与官府的关系。凡约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则呈官,治罪、追究、惩治。

(3)保护同约人的利益。若有地方官吏、士兵等来勒索骚扰,由约长率同约人,呈报官府追究。

(4)处理同约事宜。经济事务上,约长等劝令大户、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贫难不能偿 还的宜以理宽舍,不得趁火打劫,逼人为盗。亲族乡邻若有纷争、斗殴不平之事,不得妄为,当鸣之约长等人,公论是非。男女成年宜及时婚嫁,如有因为聘,礼或 嫁妆没准备好而推迟婿期,约长等要出面劝他们不要耽搁,随时婚嫁。约长等要省谕同约人,遵守礼制。给父母办丧事,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只要心诚尽孝就好,不 可倾家费财。不然,在纠恶薄写上不孝。

杨开道比较了南赣乡约与吕氏乡约,指出前者是一个人民自动的乡村组织。“乡人相约,勉为 小善”(吕大钧语),是自治的胚胎;南赣乡约是一个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是官治的传统。“乡约制度到了阳明先生的手里,不惟成为政府多年规条,并且成为政 府的工具”,“政府的一种帮助,去维持乡村的公正,去执行政府的法规”,“可以查察奸非,助行法律,和保甲制度的功用相差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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